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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明:好话是可以说得更好,不好的话是可以好好说的


来源:凤凰网政务综合

原标题:王旭明:好话是可以说得更好,不好的话是可以好好说的“好政策,亮中国”。6月28日,由凤凰网主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人民出版社协办的“新时代政策解读与政

原标题:

王旭明:好话是可以说得更好,不好的话是可以好好说的

“好政策,亮中国”。6月28日,由凤凰网主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人民出版社协办的“新时代政策解读与政务传播研讨会暨《政能亮》新书发布会”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举行。

会上,凤凰网副总编辑李小鸣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刘国恩教授启动上线“政对面对话北大国发院系列访谈节目”;凤凰网副总编辑吴海鹏等为政能亮学院揭牌;凤凰网政务事务部总监、政能亮总编辑高明勇,人民出版社政治一部主任张振明等共同发布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政能亮》第3、4辑。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求真教育实验研究院院长王旭明在研讨会上作了精彩发言,以下是发言摘要:

王旭明:政能亮这个题目非常好,当下能够一直坚持政能亮,对政策进行解读,还强调传播,我觉得特别难能可贵。向凤凰网,向高明勇团队,向北京大学国发院表达特别的感谢。

我和各位不太相同的是,我不是纯粹的政策研究者,也不是纯粹的专家,但由于工作的需要,成为政策的解读者和传播者。我在教育部做新闻发言人是职业性的行为,我努力践行一个观点,就是好话是可以说好的,不好的话是可以好好说的。所谓好话,比如取得的成就,你是可以说得更好的;所谓不好的话,比如天灾人祸,你是可以好好说的。我始终践行这样的原则,在任时开了一百多场新闻发布会。

不当新闻发言人以后,不是职务的发言,我也在践行这样的原则。我理解政能亮,就是正确的,正面的,正方向的对政治政策的解读和传播的能力。在这个理解下,我觉得无论是从传播还是从政策解读上说,最重要的还是应该坚持伦理性的原则,无论是政能亮的研究,还是政能亮的传播,必须要坚持伦理第一的原则。

什么是伦理原则,通俗讲,就是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基本原则,比如说关怀,比如说同情,比如说理解,比如说人与人沟通时的互相尊重,比如说真诚,等等。

这些基本的伦理原则,在我的发言实践当中一直坚持着,不做发言人以后,我的第一本书都是强调这个观点,以后五本书也是强调这个观点。我后来读到一本书,美国作者杰克逊写的《声誉管理》,特别少有的兴奋,这本书没有在中国学界引起反响,甚至到现在孤本都找不到了。这位美国学者认为声誉资本是最重要的,所谓资本,大家知道这是可以变钱的,而声誉资本属于无形资本,指真诚、尊重等,则更为重要。

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研究这么深,他说这个无形资本比所有有形资本都有更大的价值,他甚至做过研究,凡是重视无形资本的企业都能发展下来,不重视的都会失败等等。我终于找到了坚持这个观点的国外学者的论据。

前几天,发给我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化建设“贡献人物”奖,致辞中讲到了这一观点,人民大学的一位教授评价的特别好,他说,实事求是说,王旭明给我们的总是剑走偏锋,也给我们一番新的学术体验。显然,对我说的观点他认为是偏锋,是新的学术体验,说明当下学界对声誉资本的认知远未达到应有的高度。我确确实实认为真诚是特别重要的,就说真诚,其中一点,道歉,多么重要。

关于道歉,美国的扎克伯格因为信息泄露的错误在国会郑重道歉;日本有弯腰45度、10秒以上的道歉。而中国这些年道歉文化稀薄,我们发生多少事情,却很少见到我们的领导、我们的负责人出来道歉鞠躬。

北京大学的林建华校长,因为读错一个音,这虽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中国字之丰富,之繁杂,写错了读错了有什么?但是就是这个小问题,林校长郑重写了一封致歉信,写了以后被社会上更多地反驳,但是他的人品是高尚的,请问我们哪位大学校长近年来公开致歉过?我了解,林校长是全国近年来第一位公开致歉的大学校长,我写了两篇文章高度赞美,不是说他做得多么伟大,而是在今天,他做得多么不容易,多么珍贵。

我想以此说明,我们的道歉文化在当前有多么重要,真是真诚里的一部分。刚才说的政务传播和政策解读,我认为核心的问题真不是技巧的问题,还是伦理原则的问题,怎么做人,怎么做事,怎么从政,概括起来就是,如何在政策解读和政策传播中,坚持以人为本。

实际上还可以举很多例子。某报前几天发表一篇文章,要警惕好吃懒做行为,有些人想吃香喝辣,但又想有什么待遇,我很赞同这个观点,周庆安教授认为这还是宣教思维,应该用制度践行,像这些都是对政策的解读或者说对解读的一种促进。实际上我们看到,他说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到了深水区,我觉得还没有完全到达深水区,我认为还是浅水区和深水区之间的距离,发布事实和发布时效仍然是当前最突出的问题。

最近甘肃一名高中学生自杀,说是老师猥亵在前。结果,这个中学校长不出面,只是一个办事员解释这件事,没有对死者表示哀悼,没有对家属表示慰问,没有任何的道歉。这样的情况,难道还有什么深层次?我认为先承认一下这个事,再从浅再往深走。

因此,从一系列事情看,的的确确,政策解读和传播不是不存在问题,是存在大问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讨论有特别现实的意义。

最后我想就当前我们在政务传播和政务解读方面,应该避免和纠正的三个方面的问题说一下。

第一,就是我们要警惕以更大的理论解释“大理论”,或者说以更大的话解释“大话”。我们需要的解释是更接地气的,是老百姓听得懂的,如果我们都是用政策解释政策,用更正确的理论解释正确的理论,老百姓还是不懂,哪有什么影响力、公信力可言。

第二,就是要克服政策解读和传播中的懒政思维。政策解读和传播中的“懒政”可能很保险,但实在消极,消极得可怕、可恶。

第三,新闻发言人发言质量要提升。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新闻发言人,比如,我当新闻发言人时,全国才百余名新闻发言人,现在可能已经有成千上万了,但是我们新闻发言人的发言质量还要提升。新闻发言人是政务传播的重要载体,政务传播的质量提升,特别是新闻发言人的质量提升是今后一个重要的课题。有了足够的数量以后,质量不提升,会很快让人们对这种形式厌弃。

比如,眼下很多领导走到前台,出来发言,这是非常可贵的一步,但基本上还是领导讲话式的发言,如果你连续这样讲,五年就不爱看了。我统计过,最长的一次领导新闻发布会,自己讲了45分钟,这哪是新闻发言?我以为,新闻发言最长不能超过5分钟,不管你多高的级别,极特殊的除外,当然质量还涉及很多,所以要训练,要提高。

这三方面问题,可能是当前政务传播和政策解读需要特别注意的,我也希望在这方面通过自己的力量做更多的工作。

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胡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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