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百年杨尚昆

熊华源 曹前发

杨尚昆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新时期党、国家和人民军队的卓越领导人。自1926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和党一起走过70余年的风雨历程，是中共党史许多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为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一生始终实践着做人民公仆的真诚诺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如国画大师刘海粟为他80寿辰时作的一幅松柏图所题：云水襟怀，松柏气节。这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在杨尚昆诞辰100周年之际，写此文以作纪念。

求学与求真理的青少年时代

1907年8月3日，杨尚昆诞生在潼南县双江镇一个大户人家。小镇山清水秀，经济繁荣，水陆交通发达，有“小重庆”之称。

父亲杨淮清开明、厚道，具有反帝爱国思想。家中子女多，人丁兴旺。族中的叔伯们把孩子“寄”到杨淮清家，连同“寄名”的孩子在内，杨尚昆有11个兄弟、9个姐妹。杨尚昆在兄弟中排行第五，与四哥杨闇公相差9岁，虽然同父异母，却有着特殊的感情。

杨闇公早年留学日本，参加了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组建的中国同盟会。回国后，杨闇公积极宣传革命思想，于1925年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中共四川地方组织最早的领导人之一。1926年2月，他担任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为配合北伐战争，他与朱德、刘伯承、陈毅一起参加领导了顺庆、泸州起义。这是中共重庆地委直接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创建武装革命的第一次重要尝试，是八一南昌起义的前奏，为党积累了领导军事工作的经验。

在家庭中，杨闇公同样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在共产党处于白色恐怖的地下状态的条件下，杨家兄妹中有6个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共产党。杨尚昆生活在这样充满昂扬正气的家庭中，对他的成长，无疑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由于四川军阀连年混战，杨尚昆随家庭由双江迁到了重庆。杨尚昆起初是在家中读私塾，天资聪颖，勤奋好学。这种好学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在四哥的鼓励和支持下，1920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附小，随后转入附中。这所师范学校是当时四川的最高学府，校长是吴玉章，教师当中有恽代英、张锡畴等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校园弥漫着清新、活泼的空气。学生们在这美丽幽静的校园里如饥似渴地学习书本知识的同时，幼小而纯朴的心田也自然而然地受到革命思想的滋润。在校期间，杨尚昆和许多进步青年一道参加了社会科学读书会，带着求新知识的渴望，先后阅读了《新青年》、《中国青年》杂志及《欧洲社会主义思想史》、《劳农政府》等革命书刊，甚至还有机会接触到《共产党宣言》，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1925年夏天，18岁的杨尚昆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回到重庆二府衙街70号家中。

坚定地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四哥杨闇公经常写信给杨尚昆，启发他认清腐败的封建家庭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说：“我是旧社会的叛徒，是新社会的催生者”；“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四哥的这几句名言给杨尚昆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在四哥的教育引导和在学校老师的影响下，杨尚昆逐步懂得了一些革命的基本道理，结识了吴玉章、童庸生等不少四川早期共产党人。他经常参加四哥组织的活动，帮助做会议记录、油印党的文件，从此，迈开了革命的步伐。多年后，杨尚昆在回忆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经历时说：在二府衙家里头，他们开会我就听，看到没有人做记录，我就给他们做点记录。刻蜡板、印传单、发传单，这些事，我都做。我那时候等候去上海读书，没事在家里。吴玉章和刘伯承同志，有什么事就叫我跑一跑。这样就真正读了两本所谓共产主义的书，一本是《共产主义ABC》；另一本是《新社会观》……

1925年夏，杨尚昆加入了共青团，次年初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这位19岁的年轻中国共产党党员终于选定了一条同国家兴衰、民族存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革命道路，成为川东“名门望族”的又一位勇敢叛逆者，开始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壮丽事业。

1926年春，杨尚昆进入党所领导的上海大学学习。这期间，他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一次和第二次武装起义的筹备工作，开始接受实际革命斗争的锤炼。同年11月，他到远离祖国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校期间，他先后担任班长、支部委员、宣传部副部长等职，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回国后从事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时的杨尚昆虽然不到20岁，却坚定地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1929年，杨尚昆与比自己小4岁的志同道合的女青年李伯钊在苏联结婚。李伯钊是重庆人，1911年出生，1925年加入共青团。杨尚昆和她相识于重庆，结交在上海，又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经过几年相识、相知、相恋后他们终于结成情深意笃、同生死共患难的终身伴侣。1930年，杨尚昆考入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做研究生，同时兼任职工国际中国代表的翻译。

1931年初，杨尚昆回到阔别5年的祖国，来到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先后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上海总工会联合会党团书记等职，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险恶环境中，积极恢复工会组织，发展党员。“九一八”事变后，他又相继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参与工人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

在中央苏区和长征途中

1933年1月，杨尚昆秘密地从上海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江西瑞金。红都的火热生活，深深地感染着他，一连串的工作在等待着他。他以火一般的热情，投身于实际工作中。刚到不久就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干事，并参与编辑党的机关报刊《红色中华》和《斗争》。2月，他任成立不久的红色中华通讯社（新华社前身）总负责人。3月，任苏区中央局创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副校长。6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工作，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随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政委转战前方。

1934年1月，杨尚昆接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的政治委员。红三军团是红一方面军的一支劲旅，善于正面作战和攻坚战，具有相当强的战斗力，在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斗争中，屡建战功。军团长彭德怀英勇善战，被誉为“红军之狮”。出任这支英雄部队的政治委员，显示了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对杨尚昆高度的信任。杨尚昆感觉到由衷的高兴，同时也意识到担子的沉重。在这个月里，他还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此后，他和彭德怀一起，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浴血沙场，先后指挥所部进行攻克沙县、三溪圩反击战等防御作战。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前夕，中央革命根据地处于全盛时期，已拥有30多个县、近300万人口和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红一方面军发展到8万多人，地方武装也发展到近5万人。苏区的经济建设和土地革命运动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面对国民党的5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刚从上海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以博古为主要负责人的临时中央，在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即李德）的帮助下，全盘否定前四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推行一套完全脱离中国革命斗争实际的“左”倾军事路线，给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埋下了危机。在广昌失陷的当天晚上，彭德怀怒斥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杨尚昆用俄语对着李德说：“彭德怀同志说，如果把中央苏区丢掉，我们是非常痛心的；你就像不孝顺的儿子卖掉父亲的田产一样，不知道难过。”杨尚昆这时开始认识到临时中央“左”倾军事路线的危害，把彭德怀怒斥李德的话直译出来告诉李德，表明他对这位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洋顾问的强烈不满。1934年10月17日，杨尚昆和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从江西出发，开始长征，接连突破敌军的四道封锁线，付出了惨重的人员伤亡的代价。

1935年1月中旬，在长征路上，杨尚昆和彭德怀策马来到贵州遵义，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他俩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以亲身经历的事实，严词批评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旗帜鲜明地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后来回顾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时，杨尚昆说；“所以遵义会议很顺利，遵义会议最大的功劳，就是承认了毛主席军事路线是正确的。”“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使我们的党，首先是实行正确路线的核心领导成员，开始认识到：中国的革命，必须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走自己的路。”会后，杨尚昆和彭德怀一起执行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率领红三军团浴血奋战，四渡赤水、抢占娄山关、再克遵义城，取得红一方面军长征中的第一个大胜利，取得了西进北上的主动权。

1935年8月，杨尚昆调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随毛泽东率领的右路军行动，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他在危急关头，配合叶剑英巧妙周旋，使毛泽东等领导人和大部分中央红军脱离险境，有力地保证了北上抗日战略方针的顺利实现。9月12日，杨尚昆出席在甘肃俄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坚决拥护会议做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随后，杨尚昆任由红三军与红一军、军委纵队改编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协助政委毛泽东、司令员彭德怀率领陕甘支队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吴起镇。11月，他担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参加了被称为“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的直罗镇战役。

长征的胜利，成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长征保持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骨干，经过长征的洗礼，杨尚昆在思想上更加成熟，他愈加认识到，毛泽东的方向就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方向。

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岗位上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8月，杨尚昆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副书记，旋即奔赴华北前线，转战太原、临汾等地，协助书记刘少奇发动群众、扩大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除了做军阀阎锡山、各地上层人士工作和领导山西工委、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的党团工作外，他还负责指导山东、河北、热河、内蒙古等地党组织的工作，并组织开办党训班、县长训练班和学兵队，为华北抗日战争的发动和兴起培训了大批领导骨干。

1938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刘少奇住延安，仍担负华北党的工作，由杨尚昆率北方局在吕梁山脉就近与各地党组织联络，直接布置晋西南工作。10月，他赴延安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全会批准了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路线，重申党的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人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会议还调整和加强了北方地区党的机关，决定：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为北方局常委，杨尚昆为北方局书记。11月，刘少奇到华中担任中原局书记后，杨尚昆接任北方局书记，直接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战的重任。

接任后，杨尚昆调整充实了北方局机关，相继建立政权工作部、秘书处、社会部、城市工作部及华北财政委员会，开创了北方局党校和华北财经学校，并着手加强了舆论宣传工作。1939年1月，他领导创办了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并陆续在该报上发表《论目前政治形势和坚持华北抗战》、《论敌寇之所谓“治安肃正”》等7篇文章。11月，他又先后在北方局创办的机关刊物《党的生活》上发表《华北党目前的任务》、《华北党建设中的几个问题》、《论晋西南政治事变的教训》、《根据地建设中的几个问题》等文章，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理论，提出要使整个华北的敌后根据地向着抗日民主的模范地区前进，“为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奠定巩固基础”。

杨尚昆有着长期在军队从事政治工作的经验，他特别重视并致力于加强地方党与军队的密切配合和团结，十分注重军队的建设。他根据毛泽东思想的建军原则，多次指出：军队建设是对“巩固与统一”根据地“有第一等重要意义的工作”，要成为保持“一切优良传统的党军”。

1939年底，阎锡山置抗日大局、共产党对他的争取于不顾，悍然发动十二月事变，形势急剧恶化。1940年1月12日，杨尚昆主持召开北方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了自卫反击的原则问题。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根据党中央和北方局的部署，打退了顽固派的武装进攻，“十二月事变”最终和平解决。随后，北方局决定成立晋西北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晋西北、晋西南、大青山等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使华北敌后战场的基本区域为我所控制。

1940年4月，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共同在晋东南黎城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杨尚昆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提出加强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和政权建设的三大任务，以巩固华北根据地。会议决定将晋西北军政委员会改为太行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冀南、太行、太岳等3个区的党政军群工作。从此，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进入全面建设的新时期。

从1940年8月下旬开始，杨尚昆还协助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组织开展威震中外、持续3个多月的“百团大战”。

在抗战以来3年的时间里，华北地区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得到空前发展。正规军由3万多人扩大到37万，发展党员40万，在7000万人口的区域建立了敌后根据地，建立县级政权300余个，还在各地成立了青救会、工救会、自卫团等群众抗日组织。这些成绩，与杨尚昆领导的北方局的工作是密不可分的。

1941年初，杨尚昆回到延安。2月，中央决定由他协助王稼祥管理中央华北委员会的工作。8月北方局改组后，他仍任北方局书记兼党校校长。以后，他参加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他认为：延安整风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极其重要的一页。特别是毛泽东提倡“实事求是”，从思想方法的高度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这是很伟大的，不然全党的思想统一不了，“七大”可能开不成功，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也不会那么快取得胜利。1945年6月，党的七大后，他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主持中央军委总部日常工作，并兼任中央外事工作组副组长。8月，中央决定撤销北方局，他对北方局的分管工作也随之结束。

在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日子里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杨尚昆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并在这个特殊岗位上一干就是20年。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是一段艰辛与荣誉并存的难忘岁月。

抗战胜利后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1947年初，杨尚昆兼任中央警卫司令员，组织中央机关撤离延安的疏散工作。这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又细致的工作。4月，他任中央后方支队司令员，和书记叶剑英率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转移到晋西北临县地区。他协助叶剑英及时向中央提供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情报，并向各解放区转达中共中央的指示，为转战陕北的毛泽东和党中央了解敌情、掌握全局、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提供了重要保证。

1948年4月中旬，杨尚昆率领中央机关和中央后委留守人员，转移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中共中央、中央工委和中央后委会合后，杨尚昆相继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直属机关警卫司令部司令员、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书记等职，协助周恩来处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在这样的党的核心机构中工作，工作任务既繁杂又重要，凡是中央最高决策的重大机密、重要任务他都置身其中。但这些工作又都是服务工作，集政治重要性、服务多样性、工作事务性于一体，稍有疏忽就会出现差错甚至铸成难以挽回的大错。而杨尚昆却犹如庖丁解牛，工作任务完成得又快又好。在举世震惊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过程中，杨尚昆在自己的特殊岗位上，日夜操劳，协助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做了大量具体工作，有力地保证了统帅部的正确决策的贯彻，使他们“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并且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紧张有序、快速高效的工作作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在迎接新中国诞生的日子里，杨尚昆异乎寻常地忙碌着。3月底，在杨尚昆等人的具体组织和安排下，中央机关安全抵达北平。9月，他参与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杨尚昆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书记等职。为了及时处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交办的各项事务，他日以继夜、不分节假日地工作。为适应新时期、新形势下的工作需要，他领导调整和健全中央办公厅工作机构，创立了行之有效的为党中央服务的工作运转机制，为提高机关办事效率，为保障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实施，为保证各项任务的圆满完成，做出了显著贡献。

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杨尚昆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1964年冬到1965年夏，杨尚昆带领中央办公厅的干部到陕西省长安县斗门公社牛角大队搞“四清”。他们注意从调查入手，对干部存在的问题做出比较实事求是的处理，在当时“左”倾错误严重发展的情况下，能够这样做是难能可贵的。他以一个普通工作队员的身份，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亲自拉犁翻地。

杨尚昆主管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工作整整20年。在中南海工作的人都知道，杨尚昆是中南海里睡得最晚的几个领导人之一。

“文化大革命”刚一开始，杨尚昆就首当其冲，被打成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成员，受到残酷迫害，被监禁达12年之久。尽管身处逆境，他信仰坚定，始终坚持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始终关注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为杨尚昆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从这年底至1980年底，他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副省长，兼任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在广东工作期间，他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决贯彻执行改革开放政策，认真落实干部政策，解决大量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他坚决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参与领导广东实行特殊政策、试办经济特区等一系列开拓性工作。

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杨尚昆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一道，根据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达成的“要求中央给予特殊政策，让广东先行一步”的共识，向党中央提出了这一大胆建议。

广东省委的建议立即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干脆利索地说：“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名称就叫特区嘛！”他要求广东率先在全国“杀出一条血路来”。此后，杨尚昆和习仲勋等广东省委一班人，领导广东人民率先开始了试办经济特区这一艰辛的探索工作。同时，为了让广州的改革开放也走在全省的前列，他主持召开了广州市委常委扩大会议，针对广州资源贫乏、历届政府过于重视重工业的不合理情况，明确提出要把广州建设成为一个“以轻工业为主，原材料工业、支农工业协调发展，科学文化、对外贸易和旅游事业发达的现代化城市”。这是在实际上为广州改革开放事业规划了有着光明前景的新的发展蓝图。

由此，广东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哨和示范区，为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宝贵经验。

在习仲勋、杨尚昆等领导起草《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过程中，得到了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的谷牧、江泽民的支持和指导。1980年8月，叶剑英委员长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这个条例。这是我国第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特区法规。后来，江泽民说：我第一次认识尚昆同志，还是改革开放之初，当时他在广东省委工作，我在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工作，到广东参加拟定特区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应当说，尚昆同志和我们都是很早就支持和参与改革开放的。

1981年初，杨尚昆回到北京工作后，仍然始终关注着广东特别是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特区的发展。1982年初，他随邓小平到广东各地视察了解情况。2月中旬，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专门就广东问题和香港问题发表了意见。1983年2月，杨尚昆又同廖承志等视察珠海、深圳特区，为党中央带回特区建设最具说服力的第一手资料。1984年初，他陪同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南巡，视察广州、深圳、珠海、厦门等地，卓有成效地推动了这几个特区经济的健康与快速发展。杨尚昆在继广东、福建成功地创建几个经济特区并日益显示出旺盛生命力后，他又不失时机地在新时期积极参与了对整个沿海经济开放区的开发和开放的重大决策，努力推动由沿海向内地有层次有重点的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大格局的形成。

可以说，杨尚昆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勇敢的开路先锋、积极的传播者和忠实的贯彻人。

协助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981年2月，杨尚昆回到北京工作。半年之前，他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被补选为副委员长。这年7月，他任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1982年9月，他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协助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他坚决贯彻党中央和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和军事战略，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现代化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和研究，强调中国人民解放军应减少数量、提高质量，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他坚决贯彻执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改革军队体制、精简整编、建立新军衔制和各种条例法规、改进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基层建设、组建武装警察部队、加强后勤建设、调整国防工业体制、加速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等一系列重大措施，保证人民解放军走上和平时期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轨道。

杨尚昆根据党中央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分析和判断，积极贯彻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他强调，全军要认真学习和领会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军队要坚决支持国家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同时也要大力加强国防建设，为国家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安全保障。

杨尚昆坚决贯彻执行邓小平提出的关于精简整编的战略决策。他认为军队应减少数量，提高质量，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他参与大幅度地压缩过于庞大的军队规模，调整军队内部的不合理的编成比例。在军队已经进行多次精简的基础上，中央军委按照邓小平裁军100万的重大决策，在杨尚昆的具体主持下，在1985年胜利地完成了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杨尚昆坚决贯彻执行邓小平关于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思想，始终不渝地加强军队中党的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在他主持下，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明确规定了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并指出：“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生命线的真正含义是在建设现代化军队和完成各项任务中发挥‘保证’和‘服务’的作用。”

在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杨尚昆完全赞成邓小平的意见，维护和支持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这次中央全会上，他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协助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1991年初海湾战争后，他敏锐地指出：“我们总是要有一点‘杀手锏’。从外国购买一点先进的武器装备是必要的，但是要有自己独特的军事技术优势，以免受制于人，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装备靠买是买不来的。”从这一番话中，折射出他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由此可见，杨尚昆作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参与党和国家各项重大决策，不仅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方面，也同样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国家主席任上

在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郑重向全体代表推荐：国家主席是荣誉职务，应该由革命的元老担任。杨尚昆同志是革命元老，他有资格担任这个职务。代表们投票通过。杨尚昆继毛泽东、刘少奇、李先念之后，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任国家主席。这一年，是共和国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迎来的第39个春天。

4月13日，杨尚昆在当选国家主席后充满深情地说道：“我深深地感到，出任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国家主席，责任十分重大，履行这一崇高的职责，需要付出认真的努力。既然党推荐了我，人民选举了我，我一定竭尽全力，恪尽职守，正确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权力，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他指出：一方面，为我们国家在短短10年间发生的巨大变化而自豪；另一方面，又为我们国家面临的种种问题和世界性挑战而警醒。历史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奋起直追，加快、深化改革，推进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项事业的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只有这样，国家才有出路，民族才有希望。

作为一个大国的国家主席，杨尚昆始终保持了自己是人民群众一员的普通公民本色，保持了他深刻关心群众生活、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一贯作风。他不顾高龄，不辞辛劳，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坚持到工厂、农村、部队、建设工地和经济开发区考察，关心人民群众疾苦，广泛听取干部群众和各界人士意见，了解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程，指导工作，解决问题。

为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杨尚昆广交朋友，团结和争取大量港澳台和海外爱国知名人士。1990年9月24日，他会见《中国时报》总编辑黄肇松一行指出，海峡两岸虽因历史原因隔绝了几十年，但祖国的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台湾的出路在于祖国统一。而实现祖国统一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国两制”。

1991年10月9日，杨尚昆在首都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对祖国的统一事业未能完全实现而深感不安。他说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是全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共同愿望，也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是解决祖国统一问题的根本大计，是一项长期的方针。他强调，台湾分裂出去是没有出路的，必然会被某种国际势力所拿走。他正告那些热衷于搞“台独”的一小撮分裂主义分子，不要错误估计形势，玩火自焚。搞分裂的人是从来没有好下场的，破坏祖国统一的图谋是绝不会得逞的。他相信，只要海峡两岸人民同心同德，共同努力，祖国统一大业就一定会早日实现。

杨尚昆密切关注国际形势的发展与变化，参与制定和调整新时期的国家外交政策，同时承担繁重的外事活动。他在担任国家主席的5年间应邀出访了20个友好国家，会见来访的78个国家的元首和总统，130多位政府总理、国务卿和贵宾。作为中国人民的使者，为增进中国政府和各国政府、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为创造一个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良好国际和平环境，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他奔波不息，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敬和信任。

退休生活

1992年10月和1993年3月，杨尚昆以实际行动响应邓小平关于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号召，先后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和国家主席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但是，他仍然关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祖国统一大业。

1998年初，杨尚昆踏上了回归祖国后的香港的土地，看望了许多老朋友，他感到十分高兴。他关注东南亚金融危机，关注香港的经济形势。他说：“有祖国作坚强的后盾，香港一定能渡过暂时的难关。”他还对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说：“待澳门回归后，我要去你家做客，看看回归后的澳门。”这位老革命家，晚年总是牵挂着香港、澳门，情系于祖国统一。他是多么盼望能亲眼看到祖国的完全统一啊！

然而，天未遂人愿。这年6月7日，杨尚昆因高烧住进301医院，被诊断为白血病，病情急转直下。极度虚弱的杨尚昆已经预感自己时日不多，9月2日下午4时，他把家人召集到病床前，开了他生前的最后一个家庭会。

“找你们来，一是有些事要交待，一是有些事要商量。人总要死的，你们不要太伤心……

“关于我的后事，一是要向中央表示要求从简，今年遭了大灾更要从简。1996年我去太行山看望那里的乡亲，他们希望将来我能回到那里。但那样花费太大......我还是希望火化后送回老家潼南去，同四哥杨闇公埋在一起。”

叶落归根，乃人之常情。回家，对于杨尚昆来说，却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那里长眠着他的兄长杨闇公，因为那里是他走向革命的摇篮！弥留之际，他还念念不忘同他相濡以沫56年的夫人李伯钊，要把她的骨灰也带回潼南去，一起长眠于故乡的土地。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杨尚昆以坚强的毅力与病魔抗争着。

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即使是生病住院期间，杨尚昆仍关注着国内外大事，关注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一次，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某县粮食局严重亏损却在农发行挂账盖豪华宾馆。他看了气愤地说：“这样的败家子不处理，就会影响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进行。”看到一些粮食企业收粮做假账的报道，他忧虑地说：“过去我们就吃了造假的亏，现在一些地方还这么搞，怎么行啊！”

随着病情加重，报纸看不了，他就让工作人员读给他听。《人民日报》、《参考消息》是工作人员必须读给他听的两份报纸。从国内到国际，从政治到经济，内容十分广泛。遇到一些重要的文章，他有时还让工作人员读两遍。

在与病魔抗争的日子里，他始终关注灾情的发展。当从电视上看到富饶的两湖平原在短时间里变成水乡泽国、许多百姓痛失家园，他难过得流下了眼泪。当看到亿万群众踊跃捐款，筹措了一批又一批抗洪救灾物资的动人场景时，他自豪地对工作人员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这正是我们战胜洪灾的可靠保障。”

杨尚昆以身作则，带头为灾区捐款献爱心。他特地叮嘱子女们把他存在银行的2万元存款全部取出来捐献给灾区。这钱还是他和夫人李伯钊平反后补发的工资。他心满意足地喃喃道：“这笔钱存了20多年了，今天总算派上了用场。”当时在场者听了，无不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1998年9月14日，杨尚昆永远地离开了他热爱的祖国和人民。

70余年的革命生涯，铸就了杨尚昆特有的革命品格，闪烁着杨尚昆崇高的革命精神，这是杨尚昆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崇高革命精神具有四个方面的鲜明特征，这就是：一丝不苟、严密精细的敬业精神；干练利索、快速高效的工作作风；任劳任怨、忍辱负重的工作态度；谦虚谨慎、仁慈厚道的思想品质。

杨尚昆多次说过，历史是客观存在的，要正确对待历史，真实记录历史，才对得起前人，对得起今人，对得起后人。他就是一个对历史负责的人。人民会永远记住他。

（来源：《红岩春秋》2007年第4期）